戴爱莲在回国之前，已经开始投身到抗日的工作之中。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这位以舞蹈为武器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华侨姑娘，便开始了她的抗议宣言。当时，在英国、在美国、在南非、在印度，各国的正义人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各种活动。伦敦的一个名叫“援华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号召人民为处于战事之中的中国人民募捐，戴爱莲毅然参加了由该组织举办的募捐义演。当她得知捐款最终都被汇集到由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抗战同盟”组织时，她笑了，她第一次为自己能为祖国的抵抗运动贡献绵薄之力感到欣慰。

　　战争加快了戴爱莲回国的步伐。英国对德国宣战，伦敦成为抗战的前沿。战争把戴爱莲继续跟随著名现代舞蹈家尤斯(现代舞剧《绿桌》的编导)学习的梦想彻底粉碎。与其在英国等死，不如早日回归自己的祖国。于是，戴爱莲开始了回国的各种努力，1939年9月3日这个让戴爱莲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她终于踏上了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回国之路。

　　戴爱莲后来说,她一生碰到的幸运事情太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到达香港后遇到了她仰慕已久的伟大的中国女性——宋庆龄。更让戴爱莲感到自豪的是,她刚抵达香港,便参加了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募捐义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怒吼,从她瘦小的身躯中迸发出来，为民族前途疾呼,成为年轻的戴爱莲的心声。于是,在香港、在重庆、在桂林，在戴爱莲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她都不忘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表达自己正义的心声。

　　戴爱莲的心声是通过一系列脍炙人口、充满鼓劲情绪与感动情怀的舞蹈作品呈现出来的。《警醒》、《进行曲》、《哭泣的垂柳》、《卖》、《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空袭》、《东江》……这些具有革命精神的舞蹈作品，在中国广大民众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警醒》表现的是一位第一次站岗放哨的游击队员的心理活动。第一次站岗，年轻的游击队员难免紧张，周围的每一点情况，都让他警觉不已。戴爱莲在这个作品中，没有使用伴奏音乐，而是敲击腰鼓奏出警惕的氛围和节奏。这个作品是她在英国的最后一年跟尤斯学舞时创作的。

　　《进行曲》表现的仍是中国的游击队员,是戴爱莲1935年开始学习现代舞时创作的一个实验性作业。当时,有人不相信戴爱莲能编出这类现代舞的作品,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戴爱莲请她的一位弹钢琴的朋友贝蒂帮她找到了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进行曲做伴奏。伴着刚强有力的音符,戴爱莲不仅证明了自己，也为自己的舞蹈事业增添了漂亮的一笔。她在香港演出该节目时，宋庆龄建议她把服装改成当时的国旗图案，从而更加突出了她鼓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行进的初衷。

　　《哭泣的垂柳》中戴爱莲运用了一个欧美人最熟悉的隐喻，把湖边长长的垂柳比做眼泪，从而表达自己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空前劫难与欺凌的深切同情和极大愤慨。流不尽的眼泪，像垂柳一般涓涓不止，生动感人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作品虽然诞生在英伦，但特定而深刻的主题，让它们在戴爱莲刚刚返回祖国之时便拥有了实际的意义。

　　回到祖国的戴爱莲,面对日军妄图吞并中国的凶残暴行和祖国大地的凋敝惨景,感同身受的同时更加激发了她高昂的创作激情。她在与吴晓邦和盛婕合作举行的“舞蹈发表会”上,把《进行曲》改为双人舞,同时又参加了吴晓邦创作的《合力》,用他们共同的“合力”号召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而她本人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先后创作出一系列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舞蹈作品:《卖》、《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空袭》、《东江》……这些作品不但鼓舞了战时的人民,同时也是中国舞蹈在近现代史上发出的最强劲的声音。

　　由戴爱莲创作并表演的独舞《东江》，是于1941年在香港问世的。当时，戴爱莲读到了一篇报道，报道中说，广东东江的渔民们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船翻人亡，景象凄惨。为了表现出当地渔民以及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恨，戴爱莲用现代舞的技巧表现了这一富有启迪意义的主题。

　　于1942年在重庆上演的《空袭》，是一部有四个人物的小舞剧。舞剧通过一位母亲与女儿和两个儿子在日寇对重庆轰炸下的悲惨遭遇，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特别是由戴爱莲扮演的女儿一角，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而《思乡曲》表现的是一位妇女在颠沛流离之中思念故乡的真切情感。为了表现战乱的背景，戴爱莲特地设置了一架常见于东北地区的马车。后来她在美国表演这个作品时，改用一只木箱子，同样营造出流离失所的场景，唤起了美国观众的极大同情。当年马思聪在重庆的现场伴奏，让戴爱莲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忘怀。在2005年由中央电视台三套制作的一档“艺术人生”节目中，戴爱莲噙着满眼的热泪在现场的小提琴声中又即兴回忆了这个作品。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这个时期戴爱莲的创作和表演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在这个时期之后不久的另一次事业上的辉煌,是戴爱莲轰动一时的“边疆舞”。

　　戴爱莲返回祖国之后，辗转奔波于各地表演采风。她克服种种困难，进瑶山、入西康、赴新疆，向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同胞采风学习，悉心研究他们的舞蹈，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重庆新华社组织的晚会上看了延安文工团的演出后，深受震动，很快创作出大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等舞蹈。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从这样的经历和努力中可以感悟到，戴爱莲对祖国的民族艺术是多么的喜爱。

　　1946年戴爱莲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多彩多姿的“边疆舞蹈大会”，作品有：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青年舞曲》、优美的苗族舞《苗家月》、欢快的藏族舞《春游》、抒情的彝族舞《倮倮情歌》等。这些作品让观众目不暇接，很多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人们纷纷表示：作为中国人，过去只欣赏西洋舞蹈，看到戴爱莲的演出，才知道中华民族的舞蹈竟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戴爱莲的“边疆舞”，一时成为当时山城的热门话题，媒体盛赞她为“人民艺术家”。不久，她的“边疆舞”风又刮到了上海，并如燎原之火般迅速在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中传播。这个健康而进步的舞蹈运动，实际上在学生解放运动的开展上，起到了团结同学的积极作用。“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学生运动遍及全国，有口号处就有边疆舞的歌声舞影。戴爱莲的“边疆舞”，成就了中国现代舞蹈史上的一段佳话。

　　戴爱莲的爱情生活，也伴随着她在这个时期一路走过。

　　回国时，戴爱莲对祖国新环境下的人和事都非常陌生。到香港不久，便结识了为她作画的叶浅予。叶浅予潇洒倜傥的风度和意气风发的才气，深深地吸引了戴爱莲。他们情投意合，两周后便结为连理。

　　与叶浅予的结合，为戴爱莲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子。他们在艰苦的岁月中一起赴桂林、下重庆，在颠沛流离的辗转中，体味着长相厮守的幸福。彼此在艺术上的特长，给相互的事业注入了新鲜内容，叶浅予以戴爱莲舞蹈形象为内容的画作，呈现出一派盎然的生机。后来，由于查出身体有恙，医生告诉戴爱莲，她终生不能生育了。听到这样的话，戴爱莲留下了眼泪，因为她真心想与叶浅予有一个孩子。后来，戴爱莲把叶浅予与前妻罗彩云所生的女儿叶明明视同己出，对她呵护有加，这种亲密的母女关系，一直保持到戴爱莲生命的终点。

　　然而，戴爱莲与叶浅予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缺乏必要而有效的沟通，二人虽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但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和彼此在性格上的独立，导致二人于1950年离婚。不过晚年时，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况味之后，戴爱莲和叶浅予仍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二人始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